国家赋予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本来目的，是促进其更加繁荣稳定。
当然，我们也应清晰认识到，执政党保持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的前提是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追随和拥护，这是党保持执政地位的基础或根本。宪法中关於国歌等主权标志的规定的确由相关的立法加以落实，这些法律已经通过加入基本法附件三在特别行政区实施。
[73] 例如，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5] See Yash Ghai，Litigating the Basic Law: Jurisdi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Procedure，Johannes M.M. Chan, H.L. Fu,Yash Ghai，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Debate.2000, p.44. [26] 参见黄明涛：《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自足性——对基本法第 11 条第 1 款的一种解读》，载《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期，第67-68页。如上所述，有观点认为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1条，各项制度与政策均以基本法为依据，意味着这里的制度必然包含公权力机构，从而必然包含中央机关。[[42]]当然，主张全部适用说者也并非是要求宪法所有规范都在特别行政区得到落实，而是强调港澳得尊重内地的宪制秩序，不得破坏。[15] 於兴中：《香港法律中的最终承认规则：历史与前景》，载《法律文化研究》第9辑，第225页。
[[1]]学界对国家宪法（即1982年宪法）在特别行政区适用有较多研究，据笔者观察，这种适用是广义上的，即除了司法，还有执法。[[6]]其实，在《香港基本法》起草期间，起草委员会形成的一共识就是宪法的所有条款对特别行政区都具有效力。惟基于规范主义立场，本文不赞成摒弃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而旨在发现其中的问题并予以补正。
[14]爬梳清末民国的立宪文本和学理见解，有关权利和义务一致性的论述大致涵盖下述几方面的内容：（1）臣民（作为被统治者）、国民（与国籍相关）、人民（社会全体成员）术语替换中所体现出的国家与个人关系。基本权利的价值体系是宪法的核心，基本义务不受限制的直接适用将缩小基本权利的适用空间，有违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涵。如果基本义务可作为国家权限的直接来源而不需法治原则的约束，将有损基本权利的规范地位。[24]阮毅成：《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57页。
清政府反对举国君民合为一体立宪法以同受其治的主张，君民共治君民共主有违纲纪伦常。（三）个人、社会、国家的利益一致性 个人、社会、国家的利益一致性是人民意志同一性的体现。
结合制宪背景和立宪原意，现行《宪法》第二章的特殊安排受到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的影响。[63]关于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宪法阐释，参见许瑞超：《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范畴与本质》，载《交大法学》2021年第1期。另一方面，国家基于个人的社会性基本义务，可对基本权利行使的法律效果做适当调控，保护他人权利、公共利益的实现。[41]参见李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5—210页。
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权利和义务一致性作为我国一项宪法原则，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立宪逻辑的结合，具有复合性。惟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的抽象构造存在忽略范畴差异和具体情境的问题，难以实践，必须予以重塑。在公私融合协力和风险社会预防的背景下，社会法治主义或宪法的社会功能依赖基本义务的实践，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使国家避免了纯粹自由法治主义的束缚，兼具共同体的形成、社会秩序的维护、个人自由的实质保障等社会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编：《中国宪法精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152页。从立宪史角度看，基本义务蕴含国家伦理道德观的做法效仿苏联，假定人民的道德在政治上都是统一的，公民对国家价值观和思想意识的遵从也是在践行自己的道德。
有学者通过梳理德国基本义务的发展历程，认为基本义务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进而为我国的公民基本义务进行辩护。[30]Vgl. Karl Marx, Provisorische Statuten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d.16,1962,S.14—16. [31]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在无私为公的自由结构中，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具有一致性，没有人享有优越于他人的特权。但不能忽视的是，基于人的尊严的个人自由保障不仅是每个法治国家的基本宪法要求，也是我国现行《宪法》第24条规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首要价值，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应在基本权利融合互惠和人人自由平等原则中展开，符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51]参见李忠夏：《宪法功能转型的社会机理与中国模式》，载《法学研究》2022年第2期。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国家、集体、社会、个人的利益完全相符，是统一和不可分的。（四）社会性基本义务可作为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依据 按照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原则的要求，社会性基本义务除了可以作为个人享有基本权利的消极构成要件外，还可以成为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依据。个人、社会、国家利益一致性体现为国家、社会的利益构成了公民行使基本权利的外在和内在界限，因为我们国家不允许任何人为了个人或者少数人的利益和自由，而妨害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50]。
[53]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62—263页。政治性基本义务是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性的体现，蕴含国家的伦理道德观。
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4—442页。另一方面指出其探讨的主要是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不是公民相互依存之权利义务关系，是一种垂直关系。
[61]一言以蔽之，国家对集中、纪律、统一意志的强调，不能忽视对民主、自由、个体意志等的维护。[5]参见石文龙：《论公民行使权利和自由的限制与限制的规范——对我国〈宪法〉第51条的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7期。
[33]1918年《苏俄宪法》所确立的以社会为本、崇尚民主价值、实行平等为优先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宪法理念对1936年《苏联宪法》以及我国宪法的制定产生了深切影响。张友渔：《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6页。3.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在规范地位上具有不对称性 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具有不对称性的原因在于，如果赋予基本义务和基本权利同样的规范地位和拘束力，公民必须以国家/社会/集体利益、他人权利为导向，国家就可直接绕过基本权利的限制，借着合乎基本义务的名义恣意介入社会和个人领域。[12]参见许安标、刘松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05页。
马克思对权利和义务一致性的论述经由苏联宪法的传播，进而影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理论，并为我国宪法理论所接受。（2）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规范内容从保障个人自由到维护社会正义的转变，体现了我国对自由立宪主义宪法消极权利观到社会立宪主义宪法积极权利观认识的变迁，以及与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的联系。
许瑞超，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助理研究员。个中缘由为，社会性基本义务以社会公平正义目标为导向，这正是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目的所在。
受教育权既是公民个人人格自由发展的前提，也是培育公民责任、为国家社会做贡献的重要途径。[35]这便是权利和义务一致性（Единствоправиобязанностей）的雏形，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
因此，在斯门德看来，虽然每个人都是社会性的个体，必须参与到群体的生活中去，但社会不能被想象成结构化超个人实体，只能被认为是为个体所承载、仅生存于各个个体之中的。摘要: 我国现行《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篇名与公民在享有权利之时亦须履行一定义务的规定，引发诸多争论。蒋碧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名词简说》，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45页。有学者将基本义务解释为基本权利限制[2]。
法院应将个人的社会性基本义务放进基本权利保障与基本权利限制的双阶论证模块中去考察，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去承接社会性基本义务实践的效果。权利和义务一致性 ????我国现行《宪法》第二章有关权利义务并存、公私融合的特殊安排引发诸多争论。
由此看来，国家—个人的二元关系构成了个人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基础。与自由立宪主义宪法的自由观不同，社会主义宪法中的自由不是基于个人自主领域的私的自由，而是全体人民的公的自由。
权利享有与义务履行的平等性在我国宪法上的体现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同等基本义务应由身份平等的全体公民共同负担。基本义务的独立性是有限的，在内容和行使上从属于法律明确性、利益平衡等宪法原理，受到基本权利的限制。